儒道两行·文化复兴之骊山问道
发表于：2013-08-21 浏览次数：2632
8月18日，位于临潼骊山明圣宫骊山书院将揭牌成立，为期两天的2013骊山问道活动同期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将围绕“儒道两行·文化复兴”这一主题进行深度探讨。
儒家谈仁者乐山，道家讲上善若水。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儒道既有对立，也有统一，互相促进，从而形成中国独特的文化张力。记者了解到，骊山书院将立志于国人的心灵建构，以培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青年为主要目标。书院将不定期邀请在儒道方面有研究的专家学者举行讲座，推动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本次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研究中心、儒教研究中心主办，骊山书院、西安市临潼明圣宫管理委员会承办。旨在整合儒道两家思想精华，践行儒道融通的文化实践，重构中国人的道德信仰，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之梦。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武汉长春观吴诚真方丈以及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机构和大学的知名学者将为大家带来一场思想“盛宴”。活动主办方通过本报征集的热心读者也将参与此次活动，就自己关心的话题和专家学者互动交流，吴诚真方丈作了题为：“从争与不争看儒道合参、相反相成的功用”的演讲。
吴方丈的演讲内容：
从“争与不争”看“儒道合参、相反相成”的功用
关键词：周易乾坤精神 儒道合参 平衡处世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传.乾》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传.坤》
民国时期，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曾任教于清华大学，他在给学子作《论君子》的演讲中，援用了《周易.象传》中关于乾坤二卦的语句，用以激励清华学子们继承中华传统美德，此后，清华人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写进了清华校规，后来又逐渐演变成为了清华校训。
《周易》其博大的思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乾坤二卦所包含的文化精神又是《周易》之门户，可以说，理解了乾卦的“自强不息”与坤卦的“厚德载物”，就能完整地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脉络。做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鸟之双翼”的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正是这两种精神的具体体现。
一般人认为，儒家的思想里，其处世态度基本上是刚健而积极的，正如乾卦里讲的那样“自强不息”；而道家思想则截然相反，其处世态度基本上是柔弱的、不争的，甚至被误解为消极的。实则不然，只强调某种绝对的精神属性或者处世方法的学说，不仅不可能如儒道两家这般世世代代影响着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更不符合同样源自于《周易》精神之“阴阳合参”式的兼收并蓄的传统思维方式。如果儒家只懂得表现积极进取，敢于开拓的一面，而道家也只是一味地强调所谓的柔弱不争，那么它们的结果早就似诸子百家中某些学说一样，被早早地扬弃或者有限使用了，并不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砫石。实际情况是，中国人的思想里，同时并行着儒家与道家思想，并能够将之协调统一，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伟大与可贵之处。
下面仅就“争还是不争”的问题简略谈一谈儒道两家的异同之处。
表面上看，儒家似乎更注重“争”，在儒家看来，人生在世，就应该不断地积极进取，甚至应该上升成为一种“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狂热精神，但实际上，儒家并没有让这种进取精神发挥到不可控，相反，为了规避这种“自强不息”发展成为一种偏执乃至于引发“争端成祸”，儒家又试图以一套成熟的方法规范各种社会竞争，儒家管这套方法称之为“礼”。
在儒家的思想传统中，礼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核心思想中的核心价值所在。孔子在教育自己的儿子孔鲤时说道：“不学礼，无以立。”可见孔子对礼的重视。他对君子之争有明确的界定：“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也就是说，孔子在认定竞争是社会前进与进步的动力的同时，也约束着竞争的尺度与原则，期望在一定规范内实现良性有序的竞争。孔子认为，关乎于技能层面的竞争，是君子必争之处，而且此种竞争有利于个人乃至社会的进步，但竞争以外，所有参与竞争者无论胜负如何，应有君子谦谦之风，不以竞争为目的，追求过程和追求结果，不通过竞争达到压制他人的目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后世历代尊儒的统治者不主动以武力称霸的治国方略，时至今日，这一思想仍然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对外交往的主导思想。
再看道家关乎于争还是不争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表现上看来，似乎道家是崇尚不争的，“不尚贤，使民不争”（《道德经》第三章），但是此处老子讲的“不争”应当结合上下文与老子成书时的历史背景去考量方才能明白。
在老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前，是春秋时代，无论是春秋还是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秩序混乱、战祸频仍的年代，当时的君主为了能够称雄于天下，一定要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的首要条件就是广纳人才。只有有了人才，才可谈富国强兵，进而取天下。那时候各个家国都有‘养士之风’，等到有用的时候，这些士们为或其出谋划策，或战死沙场，这些人统统被称之为贤才。那么，老子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要“不尚贤，使民不争”？因为他看到了过度推崇“贤才”的做法，正是造成天下纷乱局面的重要“源动力”之一，与“贤才”们相伴而来的，是各种丰厚而显赫的名利与地位，名利与地位一旦做为“贤才”们的唯一进步动力，那么，想得到它的人就会不计手段地去争取，这被老子认为是天下纷乱的开始。（赵氏孤儿案例加以说明）周朝的分封制度就是一个当时可以参照的经验教训：分封土地给诸侯，其目的本是为了奖励“汤武革命”以来的有功之臣，但是后来的发展却与当时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因为分封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公平和公正，所获分封者厚薄不一，贫富不均。由此引起诸侯国的贪念：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国土地越来越多呢？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国统领的人越来越多呢？必然是富国强兵，取乱于天下。所以春秋时代战乱频繁，没有一天安宁日子过。诸侯国之间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以强欺弱，天下纷争不断。有感于此，老子才将这一切祸乱的根源在于归结于“尚贤”，使民起好争之心，外在财富与地位的诱惑，使人不择手段地去获取它，“争端成祸”就是必然的。
《庄子.列御寇》中有个“吮痈舐痔”的故事正是这一思想的形象佐证：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替宋国出使秦国，出发的时候，宋国国君给了他十辆车。到了秦国以后，他大肆讨好秦王，深得秦王欢喜，赐百乘车而归。曹商和庄子是朋友，回国以后去见庄子，对庄子说：“像你这样，身在陋巷之中，面黄肌瘦，靠编草鞋为生，这个我不及你；但是你看看我，仅仅凭自己的三寸不乱之舌，秦王就赐我百乘而归，这个你就不如我”。庄子说：“我听说秦王广招天下名医给他治疮，并许诺凡是能挑破粉刺排脓生肌的，赏车一辆；而愿意为其舐痔疗疾的，则赏车五辆。治病的部位愈下，所得的赏赐愈多。我想，你大概是用自己的舌头去舔过秦王的痔疮，而且是舔得十分尽心卖力吧？像你这么肮脏的人，还是赶快给我滚吧。”这就是成语“吮痈舐痔”的出处，后人以这个故事喻谄媚之徒，为得到富贵，所作之行为无不穷极下作无耻之所能。吮痈舐痔之徒，只有庄子的书中才有吗？不是的，古往今来，现实生活中也比比皆是，之所以此种人不绝于世，正是因为“尚贤”过度使然。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关于竞争的理解，恰恰不是平常人所误解的那样消极不争。《庄子.齐物论》中述：“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辨，有竞有争，此谓八德”。庄子认为，自然中本身就充满着竞争，只不过，此种自然的竞争，是在自然法则统领下的竞争，且天经地义、有序规范、互反相成、生机盎然，庄子的这一论述可谓深刻，也一语道明儒道两家关于争还是不争这个问题上的异同：争是必然，竞争本身不是错，区别在于，儒家主张依靠人为的礼教秩序去规范竞争，而道家则更加崇尚自然法则的规范。
“自然法则”是道教思想的启示，道教在心性内修有自己的理解。道教将作为道众早晚课念诵经中的《清静经》中说：“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可见道教在“自然法则”的启示下进一步找到了医治因争起祸的良方，那就是让人勿忘本初之心，使人心回归自然恬静。这一思想正是道教“不尚贤”思想的诠释。
在宋末元初时期，道教的全真教将这一思想诠释得更为全面详备，在全真思想里，全真教特别提出“性”与“命”的修炼问题，主张“性”与“命”双修，而在二者重点的权衡上，更倾向于“性”的修为，并将“心”与“性”相连，将“悟道修真”的首要必由之路明确地指向了“心性”修持，这一点从“全真”二字便可得以知悉——“识心见性全真觉”、“本来真性唤金丹”都是指从修持心性中得以“全真”。
无独有偶，宋明理学时期的“新儒家”，也深受道教“心性炼养”理论的影响，重拾道家之魏晋遗风，特别地发展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关于“修身”的理论，认为“修身”的要点不仅仅在于做到遵守传统儒家所讲的礼，更在乎于“修心”， “克己复人”、“存天理、灭人欲”。道教讲清心寡欲。其实，他们看到了一个事实，即人心正，守不守礼的问题即不成为一个问题。
这种亦儒亦道的思想其实古来有之，而且一直都深刻地影响着世代儒者，甚至，在传统的中国儒者身上，也不难发现儒道思想统一并行的传统。就连孔子也在《论语》中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讲的就是争与不争、显与隐的平衡问题。这些主张给了后世儒家学子们在处世哲学上的直接标准。而这些主张中关于天下无道则隐出不争的思路，正是参考了他向老子问道时老子所留给他的启示，老子曾对他言：“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以至于孔子出来感叹道：“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可见，正是道家师法自然的广阔眼界，自儒道大成之时的春秋战国起，就在不断地给儒家输送新思路，使得儒家思想在其发展进程中不断地与道家思想既相分而立，又相合而成。道家广袤的思想土壤，正如大地一般宽广，有着极强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无所不容、历久弥新。这正是《周易》中坤卦之德所述的那样：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儒家“天行健”之精神，犹如天性好动的孩子，活沷而有生机，而道家“地势坤”的精神，正如大地母亲一般和顺自然，无时不刻地默默关注着那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以免他过分地天马行空跑得太远。
如果将道家、儒家比喻成一阴一阳，则正是《周易》天地乾坤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具体体现与运用。这种儒道合参，相反相成，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
于个人修为而言，这种“儒道合参、相反相成”的处世方法，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养成。其意义在于：无论富贵贫穷、在朝在野，无论成功失败、顺境逆势，各种环境与境遇之下，中国人都能够找到相应的安身立命之道，总能够找到恰到好处的与环境相适应的处世观，进而产生形态各异、丰富多彩的审美情趣与生活乐趣。儒家“天行健”般的入世与道家“地势坤”般的隐世，两种倾向既彼此对立又相互补充，张力后产生合力，合力中不乏张力，使得中国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处世平衡。
于社会管理功能而言，这种“儒道合参、相反相成”的处世方法，对内，产生了“内圣外王”之道毋须多言。对外，则表现为一种务实、平和、自然、圆融的外交理念。正如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新西兰访问，会见当地华侨华人代表时讲的那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强不息、团结包容、吃苦耐劳、勤奋努力的高尚品质，不仅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创业，还能够在世界各地努力奋斗，创造丰硕的成果。”
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只要不断地继承与发展这种中国特有的“儒道合参、相反相成”的思想理念，则儒道两家这两颗人类思想史上的璀璨明珠，必将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重新散出发它独特魅力并发挥出它的伟大作用。我们必将为此而骄傲。
吴诚真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日于武汉长春观
上一篇：中元节武汉长春观超度法会
